调整关键变量，增强基本养老保险制度的可持续性

导读： 在人口老龄化日益加深的背景下，新中国成立初期制定的退休年龄政策不再适应当前的经济社会发展，需要调整，以降低制度内的抚养比，缓解基金收支压力。为避免对社会经济产生重大影响，应采取小步、女先男后的策略，辅以激励灵活的退休政策。为避免对社会经济产生重大影响，应采取小步、女先男后的策略，辅以激励灵活的退休政策。

当前，基本养老保险全面深化体制改革已进入攻坚期和深水区，正处于最困难、最敏感的历史时期。一方面，各种基本养老金待遇水平不断提高，全社会基本养老保险制度改革的预期很高，任何改革措施的出台都备受关注。在这样的社会预期和政策环境下，基本上养老保险制度改革只会变得越来越困难，过去可以很好地进行的改革现在变得更加困难。另一方面，随着近年来基金支出的增长速度继续快于基金征收收入的增长速度，基本养老金保险基金收支平衡压力越来越大，各级财政补贴继续增加，加上支付激励机制和正常待遇调整机制，进一步加剧了基本养老保险制度收入能力和支出义务之间的矛盾，如基本养老计算方法、法定退休年龄等关键制度参数和变量也是调整甚至必须调整。

改革基本养老金计发办法和延长最低缴费年限的要求

目前，除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定额基本养老机制外，城镇职工基本养老机制养老险机关事业单位工作人员养老保险的基本养老金部分有专门的计发办法。具体计算公式为：基本养老金=退休时，当地上一年度在职职工月平均工资+我指数化月平均工资)÷2×缴费年限×1%。该计算方法在计算在职职工月平均工资的同时，嵌入了收入再分配机制，反映了社会互助和共同帮助。事实上，通过计算指数月平均支付工资和支付年限，建立了鼓励多支付、长期支付的支付激励机制。每年缴费工资越高，缴费年限越长，基本养老金额越高。然而，在现实生活中，计式过于复杂，使得缴费与待遇的正相关系不是很紧密。此外，由于领取基本养老金的最低缴费年限太短（15年），2005-2015年持续11年，每年10%的临时基本养老金增长机制对缴费激励效应形成负面消除效应，现行基本养老金计发方式的缴费激励机制实际无效。具体表现是实践中有大量的提前退休和中途断保。

为加强支付激励机制，增强整个制度的可持续性，我国基本养老金计发办法亟待改革调整。在这方面，德国的养老金计方法可以提供有益的参考。在德国，法定强制养老保险的计算和发放方法是：养老金=∑(收入分值×领取养老金时间调整因素)×单位养老金现值×调整养老金类型的因素。其中，收入分值=个人年薪/当年社会平均工资；根据被保险人领取养老金时间与法定退休年龄相比，调整领取养老金时间的因素 (与法定退休年龄相比，每提前一个月领取，养老金减少0.3%，每延迟一个月领取，养老金增加0.5%)；单位养老金现值为计发养老金当年每个人收入分数对应的价值；根据老年人、遗属、残疾人等情况，对养老金类型的调整因素实行不同的调整机制。在德国养老金计算方法中，缴费激励机制和待遇调整机制嵌入良好：个人年薪越高，缴费年限越长，领取养老金时间越晚，领取养老金金额越高；单位养老金现值可根据经济社会发展情况和养老保险收支情况进行调整，相应的养老金待遇也可相应调整。在德国养老金计算方法中，缴费激励机制和待遇调整机制嵌入良好：个人年薪越高，缴费年限越长，领取养老金时间越晚，领取养老金金额越高；单位养老金现值可根据经济社会发展情况和养老保险收支情况进行调整，相应的养老金待遇也可相应调整。

我国应借鉴甚至直接借鉴德国养老金计算方法，改革完善基本养老金计算方法，增强养老保险支付激励，引导被保险人长期持续支付。同时，基本养老保险最低缴费年限要求应在改革基本养老金计发办法的基础上适当延长。最近，中国可以考虑将基本养老保险的最低缴费年限从15年延长到25年，而不延长法定退休年龄；未来，最低缴费年限可以确定在30年以上。法国、德国、英国等发达国家法定养老保险制度要求的最低缴费年限一般为30-40年。

逐渐延迟法定退休年龄

我国法定退休年龄是1953年《劳动保险条例》的规定。1978年，国务院《老弱病残干部安置暂行办法》和《工人退休退休暂行办法》再次明确：一是男女退休年龄不同。男干部和男工人的法定退休统一为60岁；女工的法定退休年龄为50岁，女干部的法定退休年龄为55岁。自2015年3月1日起，部分女性群体（党政机关、人民团体、事业单位的正副部级女干部、高级职称女专业技术人员）年满60岁。二是特殊情况下允许提前退休。从事地下、高温、高空、特别繁重的体力劳动或其他有害健康工人的，退休年龄为男性55岁，女性45岁；因病或非因工致残的，由医院证明并经劳动鉴定委员会确认，退休年龄为男性50岁，女性45岁。

新中国成立之初，我国人民整体健康水平不高，人均预期寿命只有40岁左右，当时制定的退休年龄政策是合适的。目前，我国人民健康水平大大提高，人口预期寿命达到74.8岁（城市较高），9000多万待遇的9000多万企业退休员工平均年龄只有54岁，明显较低。这意味着企业员工退休后的平均余生超过20年。由于女职工的平均预期寿命比人口的平均预期寿命长，实际退休年龄低于男女职工的平均实际退休年龄，退休后的平均余生时间更长，需要消耗更多的养老金资源。因此，在人口老龄化日益加深的背景下，新中国成立初期制定的退休年龄政策不再适应当前的经济社会发展，需要调整，以降低制度内的支持率，缓解基金收支压力。作者对延迟法定退休年龄有三个基本判断。

首先，延迟法定退休年龄和弥补养老金收支缺口的原因确实是原因之一，但绝不是主要原因。目前，社会上有一种流行的观点，认为中国延迟法定退休年龄的原因是为了弥补养老金收支缺口。作者认为这种观点至少是不正确的。延迟退休在人均预期寿命持续延长、教育年限持续增长、人口结构与劳动力供需关系发生深刻变化、劳动生产强度下降的背景下，需要合理调整人的生命周期、劳动力供需和代际负担。

二是退休年龄老龄化的影响下，退休年龄无法解决未来养老保险基金抵消的危机，但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延缓危机的发生。根据中国人民大学人口专家的计算，延迟退休可以大大提高养老金支付能力。根据2007年至2012年的数据，被保险人每延迟一年退休，可增加支付230亿元，减少养老金支出490亿元，相当于多收入720亿元。按照2011年全国平均水平计算，推迟5年退休可增加3600亿元，足以支付每年2000万人的养老金。

第三，为避免对社会经济产生重大影响，延迟退休年龄应采取小步、女先男后的策略，辅以激励灵活的退休政策。具体来说，坚持每年只延迟几个月，经过相当长的时间逐渐达到目标年龄；不是同时推迟所有社会群体的退休，而是从退休年龄相对较低的女职工开始。在此基础上，员工可以根据个人情况在法定退休年龄前后的一定范围内申请弹性退休（如提前2年、延迟5年）。但要借鉴德国养老金计发办法的经验，每提前一个月扣除一定比例的基础养老金，每延迟一个月可以多领取一定比例的基础养老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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